余蓋，字千山，1897年3月出生于冷水江市毛易鄉群豐村一個書香家庭。1915年考入湖南省第一師范學校，在校結識了毛澤東、蔡和森、何叔衡、夏明翰、郭亮、周世釗、蔣竹如等一批進步學生。
余蓋積極跟隨毛澤東參加仇日反袁、驅趕軍閥張敬堯的斗爭活動，表現深得毛澤東的贊賞。為抵制日貨，揭露日本侵華罪行，反對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賣國條約，毛澤東在《國恥篇》封面揮筆題寫：“民國奇恥，何以報仇，在我學子”，對余蓋寫的《袁賊不除，國破民亡》一文，用毛筆進行了刪改，并在文章一側批曰：“痛斥有力”。
皖系軍閥張敬堯入湘后，縱兵殃民，浩劫財物，強奸婦女，殺人如麻，湖南人民憤恨至極，反抗斗爭持續不斷。當此之時，毛澤東創辦了《湘江評論》，余蓋為《湘江評論》撰寫了《張毒不除，學無寧日》一文，揭露張敬堯駐兵各校，迫害學生、封禁報刊、強奸民意、任意開除學生、摧殘教育的罪行，在省城各校引起共鳴和憤慨。余蓋也因參加驅張罷課推遲一年畢業。
1919年秋季，余蓋加入毛澤東創辦的新民學會、俄羅斯研究會、文化書社等革命團體，被毛澤東稱為志同道合的“真同志”。1920年，余蓋在船山學社經毛澤東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，翌年春轉入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，成為湖南省早期中共黨員之一。
1921年，余蓋被毛澤東派到粵漢鐵路開展工運工作。他在新開河車站修理廠成立工人補習學校，聽課人數與日俱增，余蓋在夜校任教，毛澤東也抽空到夜校上課。1922年5月1日，余蓋在毛澤東的指導下，創辦了粵漢鐵路工人俱樂部，選舉工人程帝廣、盧士英為俱樂部負責人，余蓋擔任夜校教員和俱樂部秘書，粵漢鐵路的工人運動和黨的活動如火如荼，不久，就成為了湖南著名的工運中心。
1922年1月，余蓋從長沙《大公報》看到勞工會領袖黃愛、龐人銓被軍閥殺害的消息后，不禁大吃一驚，立即進城探詢，當獲知軍閥趙恒惕已下令捉拿毛澤東時，余蓋馬上找到何叔衡共商對策。適逢毛澤東已攜夫人楊開慧回板倉過年去了，余蓋自告奮勇火速趕往板倉。何叔衡握著余的手說：“救潤之于危難之時，我代表組織感謝你！”當天，余蓋乘火車到達白水站，翌日清晨踏著隆冬積雪來到板倉楊家，毛澤東聽完匯報后，心情極為悲憤，嚴肅地對余蓋說：“反動派向我們開刀了，干革命還怕死嗎？怕死不革命，黃、龐為勞苦大眾捐軀，他們的血是不會白流的！”時值臘月三十，楊開慧一家一再挽留在家過年，余掛念城中諸事，未敢逗留，順原路返城。當晚，余蓋將黃、龐被害，趙恒惕下令追捕毛澤東等事寫信報告黨中央陳獨秀，不久陳回信說：“余留城掌握動靜，告毛澤東不要公開露面，以避其兇，長沙工運應正常進行……”
1922年7月，毛澤東調郭亮來新開河接替余蓋之職，余蓋調省城協助毛澤東開展工運，他先后深入到百多家大小織制廠店，組織各業工會20多個、會員工人達4萬之眾。余蓋協助毛澤東發起著名的泥木工人大罷工，同時，在工人運動中培養選拔工人積極分子，如任樹德、仇壽松、張漢藩、朱友富等，他們后來都成為工人運動各廠礦黨的負責人，使湖南因黃、龐被害一度低落的工人運動又進入了一個新高潮。
1923年4月，余蓋身患傷寒，毛澤東、何叔衡等先后多次前往湘雅醫院看望。月底，毛澤東調上海黨中央工作，余蓋病愈后按毛澤東囑咐去了自修大學，邊休養邊刻苦研讀馬列主義譯本。7月初，第一師范校長易培基來到自修大學，要他速去東南大學深造，并說去安源煤礦從事工運的蔣竹如已去東南大學。不久又接到蔣竹如來信，催他火速動身，余蓋將升學愿望報告毛澤東。毛澤東勸他從事工運，說：“革命前途無量，廣大農村是無窮的寶庫……”余蓋礙于校長情面，脫離黨的工作去了東南大學。
1927年4月，毛澤東調武漢中央農民協會任組織部長，開展農運工作。由于毛澤東不知余蓋去向，便寫信給在北京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兼古物館館長的易培基，要其代為轉告余蓋速去武漢協助農運工作。適逢該院有人制造盜寶冤案，陷害易培基，易正身陷麻煩，無暇顧及轉告。直至真相大白后，易才將已延誤兩個多月的信轉交正在北京女子師范大學任教的余蓋。當他火速趕到武漢時，時值汪精衛正發動“七·一五”反革命政變，全城處在白色恐怖之中。經過多方打聽，余蓋才得知毛澤東已帶部分農運骨干去了湘鄂革命根據地。爾后，余蓋又在報紙上打聽到黨中央在南昌舉行起義，他持毛澤東給易培基的信趕到南昌，此時，部隊已經離開南昌，去向難明，余蓋再次與黨失去聯系。
全國解放后，余蓋在湖南革命大學學習期間，毛澤東主席寫信勉勵他努力學習，為黨再立新功。1964年，湖南省副省長周士釗、程星齡了解到余蓋生活窘迫，多次給予照顧，并報黨中央。毛澤東主席得知后，在給周士釗的回信中附寄500元，托周轉交余蓋。直至1971年病逝，余蓋對自己早期從事革命活動作出的貢獻從不向人張揚，其革命活動鮮為人知。
責任編輯：譚洲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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